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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国际化的思考和路径
日期:2019年08月23日 来源:《服务外包》杂志 作者:本刊记者/舒朝普

    中医药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中国已同数十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推动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传统医学决议》和《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为新时期中医药的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会议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

    中医药的发展在迎来崭新局面的同时,也面临国际化的考验。为此,学界围绕中医药开放发展的相关研究日隆,在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引导和支持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期通过对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研究,给中医药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启发和路径。

     为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国际发展研究团队,整合力量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在8月16日由伊犁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推广基地、成都中医药大学印度传统医药研究所联合举行的“‘丝路岐黄·开放发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交流研讨会”上,相关国家社科项目负责人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医药国际化的价值、中医与外交、中医药在欧美的发展、中药欧盟注册、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给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建议。会议由伊犁师范大学欧阳艳主持。

    客观看待中医药国际化

    “我们应该看到中医药国际化的多元价值。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有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医。这是基于中医药不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健康福祉,在科技、经济、环境、文化等领域都有独到的价值。”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宋欣阳说。

    宋新阳表示,中医药临床研究,最近几年高影响因子的国际论文越来越多,形成了医药研究的热点。像甘草、肉苁蓉等中药可以在有效改善荒漠化的同时,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为全球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药方”。

    “中医药本身也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亮点,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形式都有体现,而且日渐成熟。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中医药学科中不胜枚举,有大量的留学生选择来华学习中医药专业,成为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者。”宋欣阳指出,但也正因为这种多元性,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更加需要多学科的参与,伊犁师范大学今年获得的7项国家社科项目,很多都能与中医药国际化跨界合作。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传斌认为,在探讨中医与中医药国际化的问题时,需要对做中国的医疗卫生与近现代的中国外交相互结合与联动起来研究,通过对历史细部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中医药及相关层面的认识。

    李传斌表示,目前学术界对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尚未有何中医药与国际交往、中外民间往来等方面的深入探讨,而梳理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演变的轨迹,有助于对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做出客观的历史评判。

    外交学院俄罗斯中心秘书长张建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中,传统医学议题设置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大国外交中传统医学能够发挥沟通民心、服务民生的独特作用,俄罗斯、美国都很注重以医疗作为“巧力量”参与全球治理。对中国而言,中医药走出去无疑能够起到服务外交的独特作用,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所副教授吴凯认为,中医在西方走过漫漫几百年,受海外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也在慢慢融合西医的一些理念。因此,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涵化和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比如现在学校里学到的中医,其实是一个在建国后通过重新整理后的中医体系,当中也融入了西方人在治疗中的经验和成果。

    “中药国际化,最早出自国家‘九五’计划,但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但还缺乏实质性的突破。”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博士后瞿礼萍说。

    以欧盟地区为例,据相关部门统计,在欧洲地区应用的中成药产品涉及400多种,但真正以药品身份取得市场准入资格的仅有地奥心血康胶囊、丹参胶囊、板蓝根颗粒等少数几个产品,绝大多数不是以药品的身份,而以保健品或者食品,甚至是没有法律地位的灰色地带产品存在。这和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中医的国际化进程中,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对中医进行立法的国家。”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陈骥指出,作为一个移民和多元化国家,澳大利亚很好的融合了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医疗方面采取的是“双规并行”,即全民医保和补充替代医学相结合的医保体制,私人保险对传统中医针灸是全部纳入医保的。因此,中医药在澳大利亚有相当大的基础。

    “受制于中医师水平的参差不齐,2010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健康职业者国家监管法,开始对中医的规范化的管理,。” 陈骥指出,2015年澳大利亚再次提高了中医职业者的门槛,对技术移民设置了较高的条件。

    即便是和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的非洲,中医药的应有也有悠久的历史。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的研究发现,中医药在非洲也很有影响力,只是中非传统医疗交流合作的研究并不是很多,需要从中非关系史的一些文献当中去进行梳理。

    王磊认为,当前中非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非双方在传统医药合作领域达成了很多共识,作为中非合作交流的一个领域和支点,加强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交流,有助于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提升传统中医药在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

    中医药国际化的思考和路径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所黄奕然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和“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与此同时,随着疾病谱和死因谱的转变,以生物医学模式主导的西方医学也经历了一场革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拓展了现代医学的边界,也引起了西方医学界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的重新思考和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和国际上最大、最权威的非政府标准化组织,先后关注和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制定了传统医学发展战略、成立了传统医学相关机构、发布了一系列传统医学相关标准,也由此成为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和发布的重要平台。

    “我国已成为两大组织技术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传统医学领域的合作不断加速纵深,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奕然说,结合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关系、传播学等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以国际化视角探索WHO和ISO框架内的中医药标准体系建构策略,可以为中医药现代化补充新内涵,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在瞿礼萍看来,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市场空间来讲,欧盟在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欧盟实行的是产品的市场准入,因此,开展中医药欧盟注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社会经济价值。

    瞿礼萍指出,中医药在欧盟注册有四种方式和程序。这其中,集中审批程序进行药品准入,药品可直接在欧盟所有成员国上市,是对企业最有利的方式,但也是监管和审批难度最大的方式。目前还没有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欧盟的中医药。因此,她建议,中药欧盟注册研究,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创建符合自己中药特点的评价体系。

     据成都中医药大学印度传统医药研究所所长王张介绍,中国的中医学、印度的阿育吠陀和阿拉伯医学是世界三大传统医学。2018年,中国的中药总产值已经接近1万亿,占医药产业规模的25.6%,印度传统药物产值是中国的1/10。无论是从药材的分布和使用,还是药材的开发,中医药和以印度阿育吠陀为代表的南亚传统医药都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南亚的锡达药材涉及的227个植物中有110个在中国有分布,190个在中国有使用;印度阿育吠陀制剂与中国的藏药都偏重复方而很少使用单味药,都比较重视胃肠道疾病,在它们共同使用的592个药物中,虽然共有用药仅占6.42%,但如果比较两者最常用的40味药物,那么相似度提高到30%。”王张说。

    王张指出,基于中国和南亚传统医药的历史,就现阶段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推进、中印两国贸易体量的增加、各层领导对传统医药合作的重视、东方文化的价值回归、“回归自然”意识的唤醒、传统医药的错位发展和资源互补,都是中国与南亚传统医药合作面临的机遇。

     为推动中国与南亚传统医药的深度合作,王张建议,可以利用好国际多边交流机制和协调机制,加强传统医药管理部门的交流,共同搭建符合传统医学特点的新药评审政策,共享传统医药数据,加强人员交流,增进了解,互相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和技术转移。医疗教育界可以互设传统医学诊疗中心,比如针灸可以先行先试;传统医药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方面,可以开展合作,加强培养国际化推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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